德國思想家哈伯馬斯向崩塌世界說再見

　　我們時常說21世紀缺乏大思想家，令到大家迷失於現今這個碎片化的年代。最近，一位被視為20世紀最耀眼的德國哲學家哈伯馬斯(Jürgen Habermas)病逝，全球知識界和學術界發出很大的感嘆和迴響，大師走了，世界更為迷茫及空空蕩蕩。哈氏生前強調公共領域中理性溝通和彼此對話的重要性，踏入21世紀似乎已無以為繼，隨著社交媒體和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，哈氏的倡議更成為空谷足音。

　　哈伯馬斯作為上世紀5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核心理論家，可說是為二戰後的國際法理給予了重要的思想養份，同時亦為現代性與憲政民主帶來了深刻的思考。他曾指出，現代性並不只是一個時期，而更多是一個計劃(Project)，一個臻於理性但卻未完成的計劃。

　　不說不知，原來哈氏的思想對伊朗知識分子有巨大的影響。因此，大師逝世之時，正是伊朗被美國和以色列攻擊得最嚴峻之際，這實在給予人世間最為諷刺的寓意。自視為民主大國的美國與她的共謀者以色列，早以暴力代替對話，並跨過國際法的紅線，企圖消滅伊朗，把21世紀抛回蠻荒世界，令文明失語。大師只看了序幕便離席，不知他有否也隨之帶走他的理性對話論述？而他未完成的計劃又會否成為絕響？

哈伯馬斯強調公共領域中理性溝通和彼此對話的重要性 (AP)

　　如果我們願意走進歷史的脈絡去了解伊朗，相信會對這個國家有不一樣的印象。伊朗常被西方描繪為落後專制非理性的神權國家，無視伊朗社會的多樣性。即使在神權之下，伊朗知識界仍然一如既往的活躍，這多得古波斯帝國給子孫留下了豐富的文化遺產，他們不斷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轉型中摸索前行。

　　要知道伊朗神權不是從天空掉下來，它有其歷史因素。諷刺的是，現在美國執著要拉下馬的伊朗神權，其實是他們一手造成的。歷史告訴我們，在1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之前，伊朗本是個世俗民主國家，特別在1951年摩薩台上任成為民選首相之後。這位政治家在伊朗現代史上，被視為民族主義與民主的象徵，至今仍有不少伊朗人懷念他。

　　就在摩薩台管治的短短數年間，即二戰後進入非殖民化的時代，民族國家紛紛出現並追求獨立自主，這些新興國家苦苦思量「現代性(Mordenity)」這個命題，伊朗也不例外，而且對「現代性」的思考比其他中東國家更為活躍， 此時哈伯馬斯的理論成為他們重要的參考。

摩薩台被視為伊朗現代史上民族主義與民主的象徵 (AP)

　　哈氏肯定現代性（尤其是憲政民主與理性批判），但反對工具理性膨脹，主張在公共領域調和傳統與現代，而伊朗知識分子以此分析伊朗「雙重現代性困境」——一方面渴望民主自由，另一方面需回應宗教傳統。如哲學家拉明．賈漢貝格魯(Ramin Jahanbegloo)提出「多元現代性」，強調伊朗需找到自身現代性路徑。

　　即使美國介入推翻把石油國有化的摩薩台，扶植屬於親美傀儡的世俗巴列維君主政權，直到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建立神權至今，伊朗知識界仍未有放棄對國家未來的探索。受哈伯馬斯的影響，有伊朗知識分子呼籲重建獨立於神權政治的「公共領域」，如地下刊物、網路論壇、非政府組織(NGO)和大學沙龍。例如1990年代「宗教知識分子」（如阿卜杜卡里姆．索羅什）推動的「宗教民主化」辯論，試圖調和伊斯蘭價值觀與公共理性，推動「伊斯蘭民主」理論。伊朗學者如哈米德．達巴什(Hamid Dabashi)在批判西方中心主義時，仍借鑑哈氏的話語倫理，強調「全球南方」的對話平等。

　　因此，我們可以看到伊朗公民社會在神權多種壓力下，依然活躍，從呼喊改革、女權運動到工會發展等，他們比鄰近的海灣國家更為進步。可是，美國的制裁除了殘酷打擊經濟外，還窒息了伊朗知識界就現代性的一場思想長征，現在更因內塔尼亞胡的大以色列野心，讓這場非法戰爭活生生剝奪伊朗人的生存權。

即使面對神權壓力，伊朗的女權運動比鄰近的海灣國家更為進步。(AP)

　　諷刺的是，哈伯馬斯在以巴問題上卻暴露了他骨子裏的種族偏見。他近年發表對以色列向加沙大開殺戒的理解言論，頗令人失望。有其他學者辯解這是德國人對猶太人的普遍罪疚感所致，這罪疚感被無限放大，變成包容現在的以色列政權，對二戰期間的反人類罪行簡化成反以色列人的罪行，從而漠視以色列對別人的罪行。

　　可是，我對這個解釋不太滿意，為何連歐洲老百姓都看得出以色列作為殖民者的種族主義殘酷性，並走上街頭抗議之，怎麼一位如此有深刻思考，還說是批判理論的先驅，竟然可以漠視巴人苦難而去支持以色列？僅是因為對猶太人的罪疚感便可解釋一切？

　　以後殖民理論見稱的已故巴勒斯坦知名學者薩依德，指出這是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中的「國際主義缺失」，他亦對哈伯馬斯關於公共領域與現代性的論述持有保留意見，認為這種論述在面對某些文化或國際政治權力批判時可能顯得不足。無論如何，在現今世界正處於分崩離析之際，雖然哈氏走了，但他的思想遺產依然值得我們來一場大辯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