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份的平衡，倖存者與報導者

　　既是當事人又是報導者，平衡兩方面的角色有相當難度。伊藤坦言：「我一開始真的找不到平衡方法。身為記者，我不應該單方面講我的經歷，我試著和事件保持距離。當然我希望影片以倖存者的視點出發，我花了很多年才找到那個平衡。拍攝是最容易的，因為都是我的朋友、我身邊的人拍攝我。但是剪輯、建構故事卻是非常艱鉅的工作，因為我同時是當事人、導演、倖存者、記者。我需要不斷學習。」

　　她表示：「我試過刪減影片中我那些情緒化的鏡頭，尤其是我哭泣的畫面。面對這種困惑，我會回到導演的視覺。如果我正在拍攝其他人的故事，我會怎樣做？我會保留這些鏡頭，並盡力以客觀的手法呈現。幸好，我可以跟製作團隊討論，否則這部影片不可能完成。這是拍攝電影最美麗之處。寫書，只有我一人獨自書寫，但電影是一個群體的工作，我信賴我的夥伴。」

報警追究山口敬之強姦不果，伊藤循民事起訴，最終獲勝。

勝訴後，伊藤在法院門外發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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