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至六月兩個月間，承蒙票友眷顧邀請，有幸得以觀賞香港芭蕾舞團兩個舞劇——《吉賽爾》與《芙烈達》，此前已多年錯過香港芭蕾舞團的舞碼，再看這兩劇，技術之佳仍然歷歷在目，無可挑剔——肢體精準如瑞士鐘錶，舞台設計絢爛如維港夜景，但偏偏，就是略嫌缺乏那道「氣」，原先期待的興奮換來一陣懨悶，前者尤甚。

　　先說《吉賽爾》（Giselle），邊看邊琢磨這「氣」是甚麼？或是編舞對古典浪漫的當代詮釋膽色不足，有點將十九世紀歐洲幽靈套上「東方美學」的薄紗，雖不至淪為文化雜交的標本，但當看見舞者們的足尖在跳哥德式悲劇，眼神討喜中卻帶空洞，就在想，佈景再美，舞者再努力跳得熟練，但感受不到角色的靈魂，曾經出現過、對愛情、背叛與救贖的心理探討不復見，古典舞碼底蘊下的現代性在哪？

　　更弔詭的是，「香港改編」來得比原版保守。當全球舞壇都在解構《吉賽爾》的父權陰魂（看看Pina Bausch如何將瘋女幽靈變成工業社會的集體創傷），香港版本用LED投影複製法國版畫，連女主角發瘋段落都美得像化妝廣告。這種精緻的逃避，用技術掩蓋思想貧乏，反而第二幕群靈夜舞製造了剎那驚艷。當舞者以粵劇水袖技法演繹幽靈，總算瞥見一絲趣味，只可惜，這靈光稍縱即逝，很快又被芭蕾教科書的陳詞濫調淹沒。

　　改編《芙烈達》（Frida），本該是場血肉橫飛的靈魂剖白，邊看邊覺怵然，色彩豐富繽紛，確如Frida畫布上的筆觸，卻隱隱表述着「苦難主題樂園」那些斷裂的脊椎、流產的紅綢、猙獰的鋼釘，全這些都被包裝成Instagrammable 的視覺糖衣。觀眾忙着吸收這些色彩斑斕的衝擊，卻無人真正被刺痛。墨西哥傳奇女畫家的生命，本是一場對殖民美學的反叛。但香港版的Frida，偏被馴化成「勵志殘疾藝術家」的樣板戲。當原版壁畫中的墮胎與政治符號，被替換成「擁抱希望」式佈景裝置，彷如見證香港藝術的自我閹割——連痛苦的明喻暗諷都被隱藏，連吶喊都要預先消音，騷不着癢處，遑論觸碰靈魂深處。

　　技術上，女主角的獨舞確是亮點。她將弗里達•卡羅的癲狂與脆弱，壓縮成幾段痙攣般的即興，肢體如被無形絲線拉扯的木偶。這股原始能量，卻很快被「大型群舞必須震撼」的慣性思維稀釋。第二幕《兩個芙烈達》及《裂柱》段落，本該是超現實主義的爆發，卻活像迪士尼版的一篇政治宣言。謝幕設計讓舞者們披着鮮艷的墨西哥式舞衣，笑容燦爛如旅遊局宣傳片，點綴不了劇末Frida離世一剎色彩奪目鳥兒化身不屈不饒的象徵。

　　如果這是「生命萬歲」（Viva la Vida！），那可能只是「消費萬歲」—將生命中的苦難，轉碼成中產階級的文化冒險。當香港藝術圈還在用異國傷痛裝點門面，卻對本土創傷閃爍其詞，這場《Frida》不過是一次精緻的文化剽竊。當「國際化」變成模仿的藉口，「本土性」淪為點綴的印花，再精湛的舞技也只是文化自卑的遮羞布。《吉賽爾》與《Frida》謝幕時掌聲如雷，我卻想起尼金斯基那句：「觀眾只看得見他們想看見的。」而香港觀眾，究竟還應該期待看見什麼「創意」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