雖然美英兩國當前陷入了嚴重的社會內部矛盾，但在1997年香港政權交接前夕，大西洋兩岸一片昇平景象，委實看不出會在不到30年內迅速衰落。

　　當英國即將於該年5月舉行大選時，我已在全英各地採訪經年，對當地的各種政治、經濟和社會問題有了一定瞭解。當時，英國國內外主要問題，首推英國是否加入歐洲統一進程的問題。

　　以保守黨人為主流的所謂的「歐疑派」(eurosceptic)，當時提出了很多「實質性理據」，來主張英國應拒絕加入歐盟。其中最要一點，就是強調英國的經濟周期和歐洲大陸正好相反，當歐陸減息以刺激經濟時，英倫反過來卻需要加息以防通脹過熱。

英國的「歐盟特區夢」

　　英國以此為理據，「既要」加入歐盟，「又要」保持英鎊的獨立性。現在看起來，正如香港在回歸中國後獲得了「特區」地位，英國其實也試圖成為歐盟的一個「特區」。歐盟最終接受了英國的「特殊要求」，但最終英國仍在2016年透過一場公投脫歐，對經濟的後遺症延續至今。

　　從現在看英國的入歐和脫歐歷程，「經濟周期」問題只是一個堂皇的借口。保守黨後來的脫歐派領導人，如前首相約翰遜等人，是基於國際戰略博弈的需要，而不是推動經濟的需要而脫歐的。

　　英國加入國際戰略博弈的中心思想，就是依借美國壓制歐陸國家崛起，為英國在歐洲，以至全球大國地位創造形勢。在當時美國單極強權如日中天的情況下，英國有此算盤，也算是「人往高處走」。但是，英國追隨美國發動反恐戰而虧空了國力，在脫歐後經濟也奄奄一息，顯然並沒有達成其戰略預想。

B&B民宿的無聲焦慮

英國脫歐是出於保守黨政治考量，民間並未感受到經濟利益。（資料圖片）

　　當時英國另一個顯著問題，是內陸地區的經濟困境加劇。例如本欄此前講過的瘋牛症對農民生計的打擊，以及一些已凋零的礦區和工業城鎮，因為經濟萎縮而在社會民生、文化教育等方面全面倒退。

　　我當時趁假期，可以說是走遍了英倫三島的每個角落，親眼目睹了各種衰落的蛛絲馬跡。例如我在旅遊區入住B&B民宿時，常常能感受到屋主無聲的焦慮。接待遊客正成為他們主要的經濟來源，因此生計很容易受到旅客流量的影響。

　　此外，在不少內陸城鎮，常見到有年輕母親帶著四、五名子女外出，被孩子吵得一臉不耐煩。按年齡推算，她們應該是在高中時代就生第一胎了，到了廿歲出頭，已經是幾個孩子的母親。這令我很意外，因為這意味著不少母親，也許還包括父親，很早就離開了學校，而他們的子女能否得到完善的照顧和教育也令人存疑。

　　我原以為英國作為已發展國家，不應該出現這種景象。當美國副總統萬斯在2015年出版暢銷書《鄉下山悲歌》時，我才意識到這不僅是英國的問題，也是美國的問題，都是在工業化發展的過程中，沒能推動草根，甚至是中產階級後代的教育和社會流動。

　　我當時認為，英國的這些外交內政問題，對於香港的未來似乎沒有多大「警世作用」。相反，我認為當時的香港社會在考慮回歸的政治安排時，更應該留意英國選舉制度已經出現的一些問題。其中最為顯著的，就是英國的小黨派對單議席單票制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，要求推行比例代表制的呼聲漸起。

單議席單票制之弊

　　我在發回香港的其中一篇特稿中指出，英國自第三大黨自由民主黨以下，選舉表現長年低迷，原因是他們未能像保守黨和工黨般，在全國建立競選組織並經營票倉。這個現象已經在英國的政界和學界引發爭論，即「行使了一個半世紀的單議席單票制，是否壓制了英國選舉制度的民主代表性？」

　　英國的選舉制度正在造就保守黨和工黨輪流坐莊的寡頭競爭局面。我當時指出：「英國人常常這麼說，在過去英國只有上層社會和下層勞工兩個階級，所以兩黨制的合理性也就順理成章：保守黨代表了上層社會和資本家，工黨則代表勞工階級，是以英國社會中的所有階層都有了自己的代言人。可是社會在發展，特別是經過18年的保守黨管治，私有化政策的推行，和大學教育的普及，令英國的中產階段日益壯大。」

　　基於香港即將成為中國一個高度自治的「城市」，且其社會結構遠比英國「上層精英」和「勞工」的簡單二元對立，更為複雜。從正面來說，香港可望成為更具多元文化的國際城市，但從隱憂來說，她的各種「微觀層面」的社會矛盾可能也更複雜。

　　我當時深信比例代表制所營造的小黨派文化，更有利於有香港不同城區，因地制宜推動市政，更能對症下藥解決各種社會矛盾。香港回歸後的政治演進，既令我的想法顯得幼稚，也反映了任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，都是一道難解的政治課題。

　　而另一方面，當香港的某些城區被冠以「悲情城市」的語境之時，我又開始感到，當年沒有足夠重視到，在英國見到的那種衰敗的內陸景象，對香港的警世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