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年入秋，氣溫驟降，英國的日光也早早退場。就在這個時候，你或許會聽到身邊的朋友提醒一句：「別忘了週日要撥鐘！」手錶向後調一小時，手機自動更新，然後大家多睡了一小時。看似理所當然的儀式，其實背後藏着百多年歷史——一場人類為了「追光」而進行的時間實驗。

　　一切從「善用日光」開始

　　關於「把鐘撥快以利用更多日光」的念頭，常被追溯到 Benjamin Franklin 在 1784 年寫給《Journal de Paris》的一篇諷刺短文（《An Economical Project》），文中建議早起以減少蠟燭使用；雖為幽默，卻成為後世討論的文化注腳。

　　真正提出具體時制建議的，是 19 世紀末的新西蘭昆蟲學家 George Vernon Hudson — 他在 1895 年向威靈頓哲學會提出過「將時鐘調動以延長下班後日光時間」（記錄顯示他曾提出兩小時的方案並在 1898 年繼續推動）。

　　英國建築工人 William Willett 在 1907 年發表小冊子《The Waste of Daylight》，在英國推廣把鐘撥快以「延長黃昏」的說法。

　　一戰推動的制度化

　　理念再好，也要有現實理由才會被採納。

　　191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德國率先實施夏令時間，與奧匈帝國在 4 月起全國性地把時鐘撥快，成為首批「全國性實行」夏令時間的現代國家；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隨即採行，以節省戰時燃料與照明需求，於是，這場「追光運動」正式被寫入政府法令——時間，不再只是天文現象，而成了國家政策。

　　美國亦在 1918 年通過《標準時間法案》（Standard Time Act），首次將時區與夏令時間制度化。從此，「撥快一小時」成了現代工業社會的一種節奏。

　　到了現代，每年三月最後一個星期日，英國會把鐘撥快一小時——進入夏令時間；而在十月最後一個星期日，則撥回標準時間（Standard Time），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冬令時間。

　　多睡一小時的確令人開心，但背後的邏輯其實是「追光」——夏天讓傍晚更長，冬天則順應天短早黑。這一小時的調整，影響的不僅是睡眠，還包括交通、能源消耗、商業活動，甚至跨國會議的時差安排。

　　浪漫背後的爭議

　　雖說這制度源於節能，但隨著科技與生活方式的改變，效果早已備受質疑。現代家庭晚上仍會開燈、看電視、充電，所謂「省電」效益有限。反而每年兩次撥鐘帶來的生理影響——睡眠紊亂、工作錯亂、甚至交通事故率上升——成為新爭論點。

　　香港曾在 1941 年開始實行「夏令／夏時制」，之後於 1945–1976 等年段與 1979 年也曾採用，但自 1980 年代後已不再實施夏令時間。歐盟亦曾於 2019 年通過建議取消季節性時間更換，交由各國自決是否實行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多數國家仍維持舊制，因為「改變時間」比想像中牽涉更多層面：航空、金融市場、跨區通訊……哪怕是一小時，都可能掀起連鎖效應。

　　冬令時間讓我們以為多了一小時，但時間從未憑空消失——它只是在人與自然之間，被重新分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