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之所以稱鐵娘子把英國，甚至是英治時期的香港當成街邊雜貨店來管理，並不是出於一面倒的批評。鐵娘子就是出身於一個經營小型雜貨店的英格蘭家庭，在她成長的那個階級壁壘森嚴的保守時代，與政商界和名利場的王公貴族們遠遠沾不上關係。

　　也正因為如此，鐵娘子在推行其改革時，具有一種結合了務實、坦率和精打細算的「小本經營」特質。她本人追求簡樸，穿著馬莎品牌的服飾就能淡定自如地出入各種場合。她在公職活動中重視「禮數周到」，同時不忘節約。這驅使她當初訪問北京，與中方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接觸之時，親自過問宴請中方官員的菜單，以確定是否在禮節與帳單之間取得妥善的平衡。

 列根和鐵娘子聯手推動小政府與私有化進程(互聯網 )

 列根--戴卓爾主義興起

　　從政治及經濟角度而言，在1970年代末期和1980年代英美兩國保守派政府的崛起，造就了列根--戴卓爾主義的興起。他們祟尚小政府，致力公營機構私有化，甚至認為市場和企業精神能夠解決大部分社會問題。此時的英國已非如日中天，鐵娘子就像經營她的家族雜貨店那樣，精打細算地管理著國家，努力爭取收支平衡，避免小店陷入債務漩渦。

　　鐵娘子的「雜貨店管理哲學」也深刻影響了香港，例如港英時期最廣為人知的經濟指南針，就是政府財政奉行「量入為出」原則，對市場奉行「積極不干預」政策。既使是在香港回歸後很長一段時間，這兩大口號仍然主導了本地經濟理念。但它最後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惰性，導致香港在回歸後無法順利施展諸如科技港等關鍵項目。

　　就此而言，從亞洲四小龍時代開始，香港相較於其他三小龍，在科技產業發展和升級工作的涉足都是最少的，亦因此最先出現了產業空心化。猶為可惜的是，香港在回歸前的最後5年陷入政爭，錯失了產業升級和民生政策優化的時機，導致了後來的被動局面。

　　在英國國內，鐵娘子的精打細算也出現了局限性 --最為顯著的同樣也是產業空心化問題。我在英國工作的那幾年，倫敦金融城一方面忙於拆解和消化蘇聯倒台後，被廉價出售的國有資產，同時還要鋪排在中國市場即將到來的金融盛宴，可以說是忙得熱火朝天。

鐵娘子局限了英國的長遠戰略定位

　　但我深入過英國的每一個角落，在利物浦等英格蘭核心地區、威爾斯、蘇格蘭和北愛，親眼見證經濟發展不平衡，和去工業化後的蕭條，以及貧窮等社會問題的擴散和固化。

　　鐵娘子小本經營式作風，更阻礙了英國思考更為長遠的國際戰略定位問題。具體而言，即在後冷戰、後工業化時代，英國要在歐洲以至全球化戰略中扮演何種角色，才能可持續的維持其國際地位和影響力。這種局限性也導致由鐵娘子以後的保守黨和工黨歷任政府，沒有認真考量透過香港的順利交接，與北京建立持久合作關係，對英國的戰略意義。

　　純粹就香港而言，我感到鐵娘子在考量交接時，更傾向於把香港當成一個「經營小店」的潛在負擔，而不是97後英國與中國保持交往的橋樑，這種「雜貨店」思維左右了英國的對港交接政策。因此，我一直很想知道，在馬卓安接任首相，並對北京變臉的過程中，鐵娘子有沒有參與其事。又或者說，她是支持還是反對馬卓安對華政策的變化？

　　在我有機會與她交談的短暫片刻，我試探性地提出了這個問題，而她顯然是態度明確，不會發表意見。對於我來說，上述問題就成了一個謎，至於是否拍合照，反而變成了一個次要問題。從我抵達英國，由一個菜鳥記者做起，就已自我提醒，光陰似箭，回歸在即，多花時間做實質性工作。等到英國迎來1997年的5月大選之時，我已經不是菜鳥了。